树立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对于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但在发展文化强国的路途中，我们还面临着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多重转型，也面临着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的自觉性不足等、文化产业自身发展过于粗放的问题。如何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文化界人士又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好怎样的角色？在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的2012年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前夕，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进行了专访。

文化强国是必然选择

北京商报（以下简称“商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您认为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是基于哪些背景确立的？

向勇：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转型期，这种转型包括了四个方面，即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政治转型，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创意转型。这四个方面转型的逻辑起点是经济转型，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4500美元，预测2011年我国人均GDP可以达到4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到11000美元的是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7月份，国际组织将我国调成了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我们不能再维持原来的用原材料和政府拉动的低端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要转型为依靠消费、依靠品质驱动的高端经济增长方式。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讲，提升产业链的前端（创意设计）和后端（品牌服务）都离不开文化。这些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物质消费的比例逐渐下降，文化消费比例上升，百姓的文化需求亟待得到满足。

社会转型方面，以SNS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型传媒技术快速发展，青年人关注自我、个性，主张社会参与、公共民主，整个社会氛围发生了转变。

文化转型方面，我们有文化改革的任务。我们现在摆脱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观念，认识到了文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解决文化资源分配和效率公平问题。

政治转型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将面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我们会遇到发展放缓等诸多问题。在未来十到二十年，我们将进入特殊的转型期，不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转型，都与文化有关。十六届六中全会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时代转型。

以文化立国铸文化强国

商报：请您谈谈您对 “文化强国”发展路径的建议。

向勇：文化强国是一个目标，而十七届六中全会并没有提出这一目标的具体评估标准。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包括两点：一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二是文化贸易保持顺差。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两个标准还很难实现。因此我比较提倡“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文化立国是一个过程，是落实文化强国目标的实在的分解。

建设文化强国的路径可以从微观到宏观分成几个层次：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增加产品的文化符号，进行企业文化建设，进而扩展到地区、国家的层次。

商报：日本、韩国都提出过文化立国战略，您认为如果中国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将与日本、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有怎样的相似和不同？

向勇：日本、韩国都在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或者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后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用文化来树立国家形象。中国也处于这个时代发展节点上。对于日本、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我们应该抱一种学习的态度。

粗放型模式亟待变革

商报：您认为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向勇：中国文化产业还处于粗放型的初级发展模式。主要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放大规模效应，而不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具有知识产权的内容创意，就是说不是通过艺术授权形成产业链，而是通过房地产金融化内容上来放大商业价值。二是在文化产业内容上，我们一方面缺乏有深度的内容，一方面过度娱乐化又伤害了传统文化或者现代文化经典化的过程。三是政府的管理模式，我们的文化产业立法滞后，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需要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尽快出台。

商报：您认为“文化强国”背景下，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应当从哪些方面努力？

向勇：在文化强国背景下，我们要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鼓励自由言论的发表，真正培育出一批有责任感、有关怀、有人文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满足人们的文化权益，促进形成良好的文化创意氛围。

（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