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没有形成思想大解放，需要杠杆力量。世界一流园区的建设，就是引导各方面力量——园区、管理者、企业、改革家、理论家等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的采访中，成都高新区委婉地拒绝了。他们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尝试，但是由于目前没有自上而下的指导意见，他们不知道所思所做是否符合世界一流园区的标准。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的标准，正是中国高新区理论界目前正在深入研究的工作之一。

对此，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特聘）张缨博士认为：“成都、深圳、张江等高新区在世界一流园区建设方面都作了很多探索，有些探索是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园区发展的借鉴的。但是在世界一流园区建设上尚未形成共识，这可能是指标没有发布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推进缓慢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三类园区，实现2~3个领先园区跨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建设一批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创新型园区、扶持一批具有地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2006年10月，科技部火炬中心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深圳高新区、西安高新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成都高新区6个国家高新区共同签署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按照《行动方案》的实施计划，2010年应实施综合评估，确定“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示范区”，并予以挂牌。然而在2011年11月，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高新区管委会共同举办的“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国际会议”上，世界一流园区建设仍然停留在指标的讨论上，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对此，张缨表示：“虽然《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动方案》出台了，但事实上，一流高科技园区为什么要做以及怎么建设，没有阐述得很清楚。在中国如何建设一流园区是需要一些探索的，不可能完全去模仿硅谷。”

中科院政策所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会武也表示：“在实际过程中，一流园区建设工作推行效果并不好。虽然有一些概念特征给出来了，但是各园区执行过程中仍然缺乏有效的指导思想，非常希望科技部火炬中心在目标导向、工作思路以及地方怎么配合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

刘会武认为，当时的《行动方案》是自下而上设计出来的，因此组织方式、重点任务等没有明确。如今中科院政策所作为世界一流园区指标的设计单位，刘会武正在积极推进指标落地，但是对于今年是否会出台具体的指标体系和指导意见，他认为“不好说”。

“为什么一流园区建设推进工作迟迟没有动静？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太长远而且太艰难了。”刘会武说。

从2009年中关村批复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来，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也先后获批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于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示范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间，存在一个协调的问题，也影响了一流园区的建设进度。

为什么建设

实际上，一流园区的设计工作并未停滞。张缨说：“由于世界一流园区在一些总体设计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科技部三类园区建设首先从创新型园区和创新型特色园区开始推进，之后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国家由此对高新区的发展更为重视，新一批高新区升级拉开大幕。高新区的工作有很多，冲淡了一流园区的设计。”

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伴随着相关指标设计，一流园区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

对于为什么要积极部署一流园区，刘会武的看法是：“因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是中国的产物。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如何参加国际竞争？我的理解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但是，火炬中心管理中国高新区，是要高新区长期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意义的。”

刘会武所说的“长期意义”指向正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的方向。他认为，中国过去30年主要是开放推动发展，未来中国一定是改革推动发展。他说：“谁去改革？谁去试点？我个人认为高新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改革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必须选择一些有竞争力的高新区，做世界一流园区。通过一流园区建设，在制度上和创新理念上与国际进行衔接，从而带动中国改革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流园区比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意义还要大。”刘会武说。

另外，刘会武认为：“中国的企业和创新成果，只有在国际上才能验证好坏。没有生死博弈，就无法产生经历生死、具有超强竞争力的企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企业家。”他的结论是，一流园区建设不管是从现实层面、历史层面还是产业意义，都值得去推行。

目标在哪儿

“一流园区怎么衡量必须有个标准。至少，中国产业集聚效应达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衡量。特别是创新效应怎么衡量，一流园区指标体系应该界定一下。目前没有科学的指标体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主任陈丽华说。

她认为，虽然一流园区的界定缺乏尺度，但至少有一些特征可以把握：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的创新制度、完善的支持政策，还需要有创新的要素，比如人才要素、知识要素（包括大学、院所的密集度）。此外，还有创新文化的打造，比如容错的文化、企业家冒险精神的打造，以及产业配套能力。

然而张缨却认为，技术、资本、企业家这几个要素中，只要某一种要素特别强，就有可能把其他资源整合进来。深圳通过虚拟大学园的建立，就成功解决了知识和创新要素不足的现实难题并取得成功。也正因如此，她认为，在设计一流园区指标时，需要重新认识园区，更要重新认识世界，充分意识到新技术经济时代的特征和变化。

对于一流园区的“样貌”，刘会武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创新、依靠知识和智力驱动，而不是通过土地、劳动力去推动。目前，这种内涵式增长在中国有点状呈现，比如清华科技园，总共占地不到0.5平方公里，产生的经济收入达三四百亿元。

“这种效率不亚于硅谷、新竹。在土地不扩张的情况下，完全靠idea、模式创新和高端人才去创造。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绝对谈不上世界一流园区。”他说。

知识创造财富的模式是一个结果，在刘会武看来，其他一流园区的特征都与此有关联。

第二个要素是高端创业，新业态的策源地。如果技术只是在国内具有先进性，而无法争夺国际话语权，那么就无法吸引国际资本。

第三个要素是高端人才。“我们分析过指标，硅谷硕士以上人才超过20%。北京是中国人才最集中的，硕士以上学历人才只有6%。而拥有外籍人口包括工作时间6个月以上的，法国索菲亚分别超过50%和48%。”刘会武说。

第四个要素是机制，包括制度、文化的保障。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