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全力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号召不断深入人心，创新两字逐步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字眼。如今，“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八个字在首都北京随处可见，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至今，中国已经走过了10多年力争创新的道路。然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迈进，绝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历程，在前行的艰难与困境中，国内外的学者开始回头进行反思。

一种文化的迷茫？

不久前，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以《中国我们不相信》为题指出：关于中国经济的标准说法之一是：中国人擅长仿造，但他们永远发明不出哪怕是呼啦圈这样简单的东西。人们被告知，他们的DNA中没有创新能力，他们死板的教育体系强化了这种倾向。

一段时间以来，在历史学家、科学家探讨创新的话题时，“仿造”一词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儒家思想的反思中。

在经历了正面的、严厉的审视后，一些学者宣称，儒家思想不利于创新，“这是一种善于模仿的文化”，并“把模仿当做对前人的尊重”。儒家文化对创新有着一些负面影响：“中国人求同的心理大于求异，服从的心理大于质疑。”

受这种文化心理影响，目前教育模式让人忧虑，“记得一次去买书，正好包书的纸是一页考卷，我看了看考试的内容，很有感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试卷题量很大，都是标准化考题，只需要考生快速解答，不需思索。这种考试方式，鼓励的是知识而不是思维。”在他看来，知识就像是一台电脑的硬件设备，而思维则是软件。有了思维，知识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

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和继承，强调对老师、对权威的尊重和服从，不注重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曾在一次公开讲演时，讲过一个故事，2011年他曾和以色列大使谈论中国人和犹太人谁更重视教育的问题，大使说：小时候我放学回来，母亲会问我，你今天提了让老师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了吗？听到这里施一公心中一凉，他说：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会问孩子，你今天听老师话了吗？

“创造力”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活力。然而，中国人DNA中并非没有创新的基因，有学者指出，宋代以前中国人的创造力曾一度强大，四大发明就是在那种创造力中完成的。

而到了明清以后，进入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国人的创造力也逐渐衰落下来。晚清学者龚自珍曾对晚清的颓势发出感叹：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厂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衰落的中国不得不在科学上向西方学习，至今已经百余年，而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很多学者认为，在被接纳过程中，一直遭受着某种阻力。“随着科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以及随着西方文化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一位学者指出：“有些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一直对于外来文化的入侵感到警觉、迷茫乃至抵触。”

制度建设上的徘徊？

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文化对科学的接受，一直表现为在吸纳作为器物的科学，与抵触作为文化的科学之间的困扰和挣扎。这种文化上的困扰和挣扎，也导致了中国百多年来在制度建设上的徘徊。

《中国我们不相信》一文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会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文章给出的答案是苦涩的：“中国今天所欠缺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

对这一评判，很多学者表示了认同：“目前在中国，一个人的创作——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技术创作，其知识产权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谁还会去创造？”

当社会中存在信任的时候，可持续的创新就会发生，因为人们感觉安全，感觉自己有能力冒险做出创新所需要的长期投入。当存在信任的时候，人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点子并相互展开发明上的协作，而不会担心自己的创意被人窃取。

有人说，当代西方文明的两大基石是科学精神与契约精神，正是二者间的协同作用，保证了西方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原义为交易，逐渐演变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保证了人按照规则和制度来办事，保证了事情的顺利有序进行和执行，契约精神为人们行为做事提供了制度和规则保证。

目前，中国处在一个信任的危机时期，城市研究学者杨保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旧有的村庄社会结构正大规模缩减，在乡村人们说着共同的方言，有着共同的习俗，甚至共同的祖先；在村庄社会，习惯可以替代规范约束个体，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城市则不同，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习惯的人们，必须靠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制度来约束，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安全。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国原有的信任形式解体，另一方面还没有一个基于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新体系。

等级制度不利于创新，极权更是创新的大敌，而契约精神对“极权”恰恰是一种约束。同时契约精神是脆弱的，只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契约马上就荡然无存了。

从这一点上看，大多数学者表示，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条漫长的道路

据统计，2010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四。英国财政研究所2011年的一项报告称，如果根据当前趋势进行线性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可能居全球第一。

然而正是基于文化、教育、体制的忧虑，“中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也是国内外学者与观察者的共识。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走这条路，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焦点话题。

有人说“中国特色”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种遁词，而不是一种进取和自信的态度，在科学上也是这样。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及其所附着的文化已经具有了普世性，不再具有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和一些羡慕西方器物发达、制度合理但力图保存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一样，中国一直在寻找自身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契合点和相容处。但是，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现实似乎证明，只想接受作为器物的科学，而拒绝作为普世文化的科学，难度很大。

对比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有些人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似乎有着某种可取之处。它们在与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含有科学精神的普世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私人、亲缘和族群生活中，竭力保持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成分，而在公共生活中，则全盘接受具有普世价值和科学精神的文化。

从我国科技人员的实际感受看，一位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学者，对两国学者在闲谈时的话题与内容上的巨大差距感触很深：日本学者更热衷于谈论自己领域内的前沿问题、国际同行们的探索方向等与专业相关的内容；而中国学者则对政治动向、官员升迁的话题津津乐道。

对此，曾长期从事科技管理、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徐善衍表示，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科技人员创新动力不足，我们的体制并没有真正鼓励研究与创造。做好学问不如当好官——我们文化中由来已久的泛政治化倾向和现有体制机制，束缚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动力。真正将科技人员从中解放出来，也是一条相当漫长的道路。

尽管中国的创新之路充满艰辛，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还会有大量待解的难题，但中国的创新脚步毕竟在实实在在地向前迈进。不久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有关中国创新的辩论很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中国大型企业在个人电脑和大型家用电器等行业占据的市场份额继续增加，西方大企业也继续在中国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和全球办事处——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创新努力肯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