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调整需求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两个重要方面。但在我看来，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宏观号召与微观行动上的矛盾。其中，在需求方面投资与消费的矛盾和供给方面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需求方面，消费与投资是一对对应的变量。不同的是消费是慢变量，而投资是快变量，增加投资容易，增加消费难。其原因在于投资是政府主导，短期见效快，而消费则要依靠百姓，消费增长是靠收入的不断增加而逐渐拉动，同时呈现出分散化、渐进式见效的特点。而调整需求结构关键的改革是要把慢变量提高。

从目前的市场条件看来，我们要想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仍比较困难。在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等条件不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前提下，消费拉动经济的可能性较低。

目前，中国老百姓消费率占全社会GDP总量仅为35%左右，其原因在于中国尚未形成可以拉动消费的中产阶层。2010年我们曾经算过一笔账，年均收入在2.2万-6.5万元的人，仅占全部人口比重的12.25%。中产阶层的缺失是消费率难以提升的主要原因。

如何调整需求结构，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需要在体制层面进行考虑。此外，投资是相对非理性的，而绝大多数消费是理性的，无论多万能的政府，要把理性的消费抬上去，靠体制解决不了。

从供给产业结构方面看，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叫做“转移低端”，就是发达国家对中国需求不断降低，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向中国学习，发展跟中国一样的产业。再加上中国劳动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被挤压，发展越来越困难。但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还没有跟上，有可能会遇到产业空心化问题。

不过，目前中国企业不缺乏仿造和集成创新。缺乏的是高端领军人才的科技创新，就是以原始创新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以及支撑原始创新的资本。仅有技能就叫技术工人，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体系，并非一蹴而就。高端制造、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的成长是慢变量，不能仅凭“口号”完成。

新兴服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遇到瓶颈，其中最大问题是制造业“两头在外”，即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和市场销售两边都在国外。因此在此情况下，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人口变化问题。这也需要政府和体制做出调整，为新兴服务业、高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增长和创新的土壤。

此外，中国的体制从来没有针对需求结构与消费建立起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是在扩大投资，增加生产方面积累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调整经济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去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就需加快改革，政府应该为建立消费型社会、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累制度红利，加强体制改革，下大力气，利用创新的智慧推动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革。

（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