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和石墨成分是一样的，但是金刚石硬度很高，铅笔芯很软，就是因为结构不同，不是成分决定的。社会进步取决于结构的转变。”——于维栋

彭晖，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区域咨询部副经理。5年前，他刚刚进入长城所，并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中关村，此后通过各地高新区的咨询业务他逐渐成为高新区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

5年对于发展时间已经超过20年的中国高新区来说，并不长。但是，就在5年的时间里，彭晖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各地政府发展高新区的理念在变化。前几年到一些高新区的时候，管委会主任谈论的不是创业孵化、金融投资、风险投资，而是城市要怎么建设，怎么建得更漂亮以把大企业引进来，目的一个是要引资，一个是要做形象。他们还没想好怎么把科技产业做起来，以及如何扶持创业；这两年，当彭晖和他的同事们再去和各地高新区接触的时候，对方说的都是关于我们要建孵化器，我们要把企业培育起来，我们要把创新体系建设起来……

“如果理念变不过来话，高新区的发展就会延续以前的老路来走。各地政府及管委会对高新区的理解是不断深入的，因为高新区这种事物在中国来说也算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在1991、1992年刚刚建立的时候，很多高新区不知道该怎么走。直到今天，我觉得他们还是处在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有些并不是特别清楚高新区和地方政府，高新区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他们仍然认为高新区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平台，只要把经济搞好就行了。但是这些年，各地高新区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彭晖说。

在83家高新区的发展布局之下，有人质疑，这其中难以避免同质化竞争。张景安表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开始都是多元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由多元化走向专业化。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慢慢就会形成若干个产业发展群。在市场竞争中，要由市场利益决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有些重复也必须重复，重复有一部分是浪费资源，但有一部分就是创新。企业有优胜劣汰才能发展，这就是产业的惯性。

对此，赵慕兰说：“我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科技产品和创新要有足够的规模、足够的量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任何一个单一的高新区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国内某一方面的全部需求，这种同质化，我觉得只要是市场拉动的，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政府不顾市场导向，按照主观意志一窝蜂地去投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关键要看清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同质化，我认为此前这么多年，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她认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经济扩张是同步的。

开发区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探索中难免会走弯路，甚至出现些微偏轨。比如对高新区认识不够，将高新区等同于经济开发区而将跨国企业、央企的大投资作为招商重点，对区域优势资源与新经济发展模式的结合认识不清，甚至有个别高新区以高科技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正如彭晖近两年在一线调研所感知的那样，各地高新区的理念都在变，而这个意识层面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变化。

彭晖说：“高新区这几年的特色化发展非常明显。因为不走特色化发展的道路，就没有竞争力，没有生命力。各地高新区围绕着地方的特色资源，一方面在产业上面进行特色的创新；还有一方面是在发展模式、机制体制上面，试图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包头稀土高新区，依托本地稀土资源将稀土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还有宝鸡的钛产业、大庆的石化产业、保定的新能源，这些都是和地方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做成了特色产业、专业园区，这是各地高新区在寻求差异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机制体制创新方面，比如，武汉东湖高新区是中国第一个实现孵化器市场化运营的，现在东湖的孵化器除了在东湖高新区培育企业以外，还把孵化器模式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深圳高新区，核心问题是科技资源非常缺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面临着科教人才资源紧缺的问题，所以深圳建立了虚拟大学园，以此来解决一些人才培训和科技合作的问题；西安高新区，在用人制度上有很大创新，采取全员聘用制，没有公务员编制。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10年以后的中关村就可比肩硅谷，但是，我们必须肯定的是，中国高新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探索是成功的。“试验区刚刚成立时每年只有十几亿元的总收入，而2010年中关村的技工贸总收入已经达到1.5万亿元了，而且主要是由民营科技企业创造，是以‘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创造的。”张景安在说这番话时，语气里带着自豪。从新经济大讨论到火炬中心主任，从科技日报社社长到中国高新区协会理事长，他见证了中国高新区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更成为其中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高新区内，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竞争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园区发展道路。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基地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张景安总结说，国家高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示范区与发展的辐射源，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祥地，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富集地，是集约发展、保护环境的典范，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试验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先锋，是创新型资本市场和金融支撑体系构建的试验田。

“过去20年呢，如果要用非常抽象的话来讲，国家高新区是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如何用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有效方式。”赵慕兰说，“新经济模式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比如风险投资、创业孵化、天使投资。传统经济中，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发挥很强的作用，但是智力资本怎么发挥作用？智力资本不是有形资本，它在推动有形资本产生的过程中，如何和原来其他的资源结合，这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风险投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硅谷不但有很多创造，还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关村这么多年也不断地在学习这样一种道路，而且这条路是在发展中国家去实现的。这是20年来高新区探索的价值所在。”

即使今天，中国高新区仍在探索。王德禄说：“高新区的发展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就是怎么跟上时代，怎么以全新的新经济模式来发掘新的增长点。任何事情都是在探索中逐渐清晰的，中国高新区现在还是在探索之中，比如中国普遍天使投资环境很差、大学技术转移积极性不高……这些都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而这些不是各个高新区自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国家去引导。”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