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概花了20年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打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业领域。中国没有在“中国制造”止步。当世界正热烈谈论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从袜子到半导体等各种商品成本降低，谈论中国手机用户数量(4.4亿)或中国的水泥消费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例(40%)的时候，人们的话题正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你如果在著名的上海浦东工业开发区驱车前行，视线所及，你会发现许多新的工厂拔地而起。这里有制造高端芯片的英特尔公司(Intel)。再往前走，你会看到生产精密的光纤制品和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Corning)。这里还有制造精密的液晶显示屏的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以及在一流的自动化炼钢厂生产钢材的德国 Thyssen Krupp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生产的产品几乎无所不包——从数字转换系统到视频会议设备。这家公司还将其在亚太地区的总部从新加坡迁到中国上海。当阿尔卡特亚太区总裁施培兴(Ron Spithill)被问及是否有阿尔卡特目前无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他沉思了片刻说：“不，我认为没有。”

这个回答意义重大。首先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涉及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玩具和纺织品)的国度，而且作为一个高附加值、技术先进的产品的可靠和稳定的生产国，它正在改写世界制造业的许多领域经济。这一过程已经正在进行。对于一家全球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中国拥有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中国人很快也会赶上来的”，麦肯锡(McKinsey& Co.)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Gordon Orr)如是说。

的确，对于任何称职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而在于转移多少以及多快速度转移。就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的10多年前，外国公司来中国建厂(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还只是为了躲避本国的高关税壁垒，或者是为了在一个潜在大市场寻找落脚点，或者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对于外国生产厂家来说，那时的中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对中国劳动力的质量表示怀疑，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则意味着无法及时供应零部件。同时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忧虑也普遍存在，因为经理们担心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会像鳄鱼(Lacoste)衬衫被轻易地仿制出售。然而，在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以及在北京、西南地区的成都和其他内陆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不断涌现的工业区里，这些忧虑很快消散。跨国公司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丰富廉价，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同时中国还有着庞大并迅速增长的年轻工程师的人才库。在美国大学里，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外国留学生以中国人为数最多，可供外国公司使用。据香港 DBS Securities首席经济师马军统计，过去3年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 1123亿美元。在今后两年时间里，中国还将吸引 860亿美元的投资。“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马军说，“这些投资将是重大的战略性投资，其目标既针对中国市场，也针对高科技的出口市场，而已经不仅仅是像当年是奔廉价劳动力而来的”

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很少有其他产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程度比半导体产业来得更高。在新的生产厂家，制造最薄的硅芯片需要昂贵的设备，建立每个新的“fab”(这类芯片生产厂商的称谓)需耗资约 15亿美元。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已从那些生产厂商那里吸收了大量投资。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鼓励台湾地区投资者向大陆芯片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吸引芯片制造商来中国的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一家主要由美国投资的私人新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 fab。SMIC几乎 80%的客户是美国或日本公司，而如今，超过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本土。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像 SMIC这样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数量正在逐渐增加，”SMIC首席执行官张瑞展(Richard Chang)说。 5他的这番话也适用于许多其他跨国公司，它们的大型工厂分布在中国各地，满足着国内外广阔市场的需求。

“这意味着规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经济师 Andy Xie说，“而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规模就意味着金钱。”

 谈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宁公司的情况恐怕最能说明问题。15年前，康宁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还非常小，今天康宁已拥有13个工厂，这些工厂生产光缆、液晶显示屏和催化转换器等各类产品。它的大多数工厂是收购的，有两个即将到手的工厂原属朗讯(Lucent)。看到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像康宁这样的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会在这里大兴土木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用污染控制设备是中国有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又一例证。几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规，要求在中国生产的车辆配备催化转化器。生产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自然想参与进来，并希望将来这一市场能够变大。据康宁大中国区总裁西蒙·金诺(Simon MacKinnon)说，康宁在上海的陶瓷载体制造厂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内，上海的工厂不仅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商提供催化转化器陶瓷外壳，同时也向康宁在韩国和日本的客户出口。

对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制造商是最难于打交道的客户。康宁现在能够从中国为它们供货，证明了康宁在中国工厂的实力。“我们(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与我们在德国、南非和美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麦金诺说。当然他无须补充说明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当被问到康宁在全球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 NGK是否已来到中国时，麦金诺勉强地笑着说，“没有，但是他们会来的。”

由于本地竞争过于激烈且市场疲弱，日本制造商们竭尽全力削减成本，对于大量日本公司来说，这意味着要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现在日本制造商，尤其是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除最核心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的生产都移到了中国，部分原因是急于推动利润增长，部分原因是他们清楚地了解，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中国不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例如，先锋电子公司(Pioneer)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技术最先进的 DVD播放机。而仅仅几个月前，先锋公司在日本才开始利用这项技术。先锋公司总裁 Kaneo Ito对于自己的举动似乎也感到吃惊。他说，“如果在过去，我根本无法想象仅在日本本土开始生产五个月之后，就将先锋的关键性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区去。

日本的“中国热”症状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最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国外投资者。著名的欧姆龙公司(OMRON)是日本生产电子传感器(它所生产的用于标准计算机鼠标的电子传感器已占领了全球市场 90%的份额)以及各种医疗测试设备的，它于21世纪初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大型加工厂。欧姆龙公司总裁 Yoshio Tateishi说，他希望欧姆龙在中国的产量在今后能够成倍增长。他同时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准总部”，这样欧姆龙能够节省大量资金。欧姆龙向在中国的初级水平组装线工人支付的工资每月不到 100美元，这些工人大多是高中程度的年轻女性。而在日本，欧姆龙向同样水平的工人则至少需要支付 10倍的工资，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辞退他们所付出的开销也高得多。

（来源：中国经济网）